史春華：不落的太陽

2021-08-08   健康文摘編輯部 88

太陽要落到大堤的背面去了，好像就是我家後面的菜園。

周邊的幾朵雲彩，最終經不住它的炙烤，慢慢地由灰色變成白色，最後化成一縷輕煙飄浮在那兒。

我坐在牛背上，父親坐在後面，一手摟著我的腰，一手執著牛繩，嘴裏不時哼著一些不知名的小調，牛悠悠地走著。

「看，江豬！」 我忽然手指江面。

父親側過頭去。「那是上水的江豬。」父親說。

江豬的背隔不了多久就往上拱一下，我久久地看著它，直到消失在自己的視野裡。

到家了，父親卸下車上的柴禾，並牽牛去喝水。

我徑直奔向廚房，看母親今天晚上準備了一些什麼好吃的，飯菜還沒有熟，母親叫我去灶堂燒火，我蹲下往灶坑裡塞了一把柴樂。

起身看母親炒菜，只見她用半截蘿蔔往油缽裡蘸了蘸，然後往鍋底抹了抹，就見鍋底「嗞嗞」冒煙。

再用竹籤扎的洗鍋用的掃把，往瓢裡蘸了點水，又往鍋裡這麼一撒，鍋裡更是熱氣直冒，好像烽火狼煙，最後將要炒的菜倒了進去。

開餐了，有白菜和自製的豆豉，最好吃的要算用幾條小蝦魚煮的蘿蔔絲了。

父親照例喝點酒，大概是一二兩，從不多喝，在我的記憶裡，他從來就沒有醉過，

這是最安詳會日子，也是最幸福的日子。

那時我四五歲吧！到了六七歲的時候，就要開始為家裡做一些事了，例如守雞蛋、插田、掃地、煮飯等。

大人們在外面做事，母親就吩咐我在家守著雞窩裡的雞蛋，一天有幾個雞蛋，大人心裡是有數的。

因為今天的母雞下不下蛋，只在早晨放出籠子的時候，用手在它的屁孔裡摳一下就知道了。

有一天掉了一個雞蛋，母親用竹條在我的屁股上一頓狠抽，屁股上立即出現一條條青紫色凸起來的痕跡，我鑽到麻地裡，吃晚飯時也不敢出來。

父親急了，最後在門前一大片的麻田裡找到了我。

對於農村孩子來說，六七歲就開始插秧，這是很普遍的。

一次，父親帶我到田地插秧，直到響午了，父親還不打算回去。

我說：「我們要回去吃飯了吧？」

父親說：「你累了，就到田梗上休息一會吧。」

於是，我就倒在田旁休息，父親就這樣插著、插著，不一會兒，父親突然上岸，我以為他要回去了，哪知父親蹲下身子，一手捧著肚子，在那裡嘔吐。

看著父親那個痛苦的樣子，少兒時的我第一次萌生了對父親強烈的憐憫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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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去為父親捶背，問：「不要緊吧！」

父親說：「不要緊。」

我的心裡才稍許放心一些。

爾後每次想到這個情景，就會聯想到父親一生的操勞，心中就湧起一種莫名的酸痛。

我們家做過幾次房子，每一次做房子，父親都要忙活大半年。

我們原來有三間青磚瓦房，雖是青磚青瓦，那是我祖父手上做的，已經十分破舊。

1954年潰堤的時候，牆腳淤積了一尺多深，樓板底得一米五六的人伸手就可以摸著它。 有的地方樑已經斷了，是用支架撐著的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父親決定將房子重新蓋一蓋。

他白天出集體工，晚上就忙著印土磚的事。

他先將一畝多地的稻草樁平地割了，然後用石滾將它碾緊，最後請人將它劃成一塊塊土磚的形狀。

待一切準備就緒，就開始拆除老屋、做新屋了。

那時的農村，如果遇上哪家要蓋房子，都是大夥來幫忙，做房子的人家只管吃(説明做房子的人都是一些左鄰右舍或親威)。

原來的青磚只能用於打腳，待砌到一米多高的時候，全部用泥磚，剩下的瓦還沒蓋到後部分的二分之一，其餘的則全部改用稻草做頂。

新蓋好的房子還是三間，只是多了一間廚房。

就這樣，一住又是好多年，以後把稻草改為紅瓦，再過了幾年，又在旁邊加了兩間。

雖為五間，但毫無規則，參差不齊，加的兩間仍然是稻草，每年要翻修一次，有的地方還遮不住風雨。

那時的房子為什麼那麼容易著火，就是因為稻草房較多，每到秋冬時候，就有人敲著鑼從東喊到西：『小心火燭！』，我的青少年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來的。

我的家庭是貧農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也沒有逃脫挨鬥的扼運。

一次，父親不小心，將捏在手裡的石膏相打碎了，這事被當時革委會的人知道，大隊就準備召開批鬥會。

當時我家前面有兩個大禾場，他們就把檯子搭在我家的旁邊，晚上，雪亮的汽燈懸掛在批鬥台的兩旁，道道銀色的光柱射向不可知的地方。

禾場上來了許多人，革委會的人大喊一聲，把某某押上臺來！

台下的人一見，押上臺來的不是那些常見的「地富反壞右」分子，而是一貧農，當時就有些騷動了。

人們開始議論紛紛，這是一個怎樣的批鬥會？怎麼批鬥起貧農來了？

這時，另一個人開始講話了。

他說：「我是縣委書記，今天我們要批鬥的這個人，他打爛了我們最最敬愛的」，話還沒講完，只聽台下一人高喊：『你是牛機巴日的縣委書記！』

話剛喊完，大家開始紛紛離開會場，這個批鬥會就這樣草草收場。其實，我也在會場。

從我的父親被人押上臺的那一時起，我就煩燥不安，在會場的周圍來回走動。

後來我也得知，那個叫縣委書記為『牛機巴日的縣委書記』，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英雄，誰也不敢碰他。

到了十三四歲，每到公休日，我常常隨同父親去北湖或南湖砍柴、作牛草，每次在返回的路上，父親看見我落後很遠了，總會放下自己的擔子，回頭來接我一程。

在他的心裡，讓這個年齡的兒子做這樣重的活，也並非所願，但迫於生活，不得不這樣做。

正是這種艱難困苦的日子，煉就了我日後堅韌不拔、吃苦耐勞的品性。

在以後的日子裡，不論遇到什麼困難，也不論有什麼艱難險阻，我都可以坦然面對，都可以去克服它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父親只打過我一次，那一次，不是因為做錯了事，也不是因為「逼婚」，而是因為二三元錢。

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過這件事，我讀初中的時候，一次找父親要三元錢，並以「不給錢就不到學校去」這樣的話相威脅。

父親一氣之下就打了我一巴掌，我沒有哭，倒是他背過身去偷偷抹眼淚。

對於有錢的人家來說，這並不算什麼，但對於我們家來說，當時的確比較困難。

我家離校六七里，中午也就不到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，來回十多里，並且家裡的飯也沒有那麼及時，大人們都在外面做事，常常忙到下午一點甚至兩點才回。

我有幾次是中午回家吃飯的，只是幾次飯沒吃到，倒是白白跑了一趟路，因為回來的時候，大人們都不在家。

我也曾帶過午飯，但天氣一冷，飯是生硬的，根本不能吃，為了這三元錢，我險些放棄了自己的學業。

父親，是地地道道的農民，身上具有一般農民所具備的勤勞、儉樸的品質。

既然掙脫不掉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，就只能逆來順受，自己獨自去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苦難。

1940年（民國29年），即16歲那年，就被抓了壯丁。

42年、43年兩次隨同所在的國民黨某軍在壕子口阻擊日偽的進攻，第三次失利，退守魚尾港，想借魚尾港繼續阻擊日偽的南犯。

戰鬥失敗後，潰守武漢，武漢失守，轉戰洪湖，1945年日軍投降，父親又隨部隊進駐武漢，後來在一次與解放軍的作戰中逃脫。

逃跑時被一顆流彈擊中，子彈擦破脖脛皮肉，未傷筋骨，得以倖存一條性命。

當時被抓壯丁時，我的姑媽，即父親的堂姐，送給他一枚金戒指，到部隊後，他就把這枚戒指藏在自己的鞋子裡面，不料，在訓練中被長官發現。

長官不僅搶走了他的戒指，還扇了父親一巴掌，「媽的X，還藏了金東西！」 那長官又蠻橫又可惡，雖然得了一筆橫財，最後連性命也沒有保住。

在抵擋日偽軍第三次進犯壕子口的戰役中，被日軍的迫擊炮彈炸得屍首橫飛，那枚金戒指，顯然最終也不知落到了何處。

從部隊逃脫以後，不敢回家，就在外面做了一段時間的長工。

家裡人都以為他死了，哭得死去活來，君山解放後的某一天，他突然回了家。 家裡人無不驚喜。

土改前兩年，因為無田無地，仍然靠打長工短工為生，1952年土改完成，父親劃為貧農，53年結婚，結婚那年，他29歲，在當時，可謂是「遲到的婚姻」。

我的父親一生對生活都沒有什麼奢求，吃的都是一些粗茶淡飯，穿的都是一些打了補丁的衣裳。

也有一兩件像樣點的衣服，那只有過年或去拜訪親戚的時候才拿出來穿，平時是捨不得穿的。

他晚年整日都還在忙碌，耕田耙地，曬禾作草，片刻也不想休息。

一次，我打了十斤糧食酒，回家送給他。

他說：「還打什麼酒，我已經喝不得了。」

我鼻子酸酸的，再後來有一次回家，他把一個用布包裹著的東西遞給我，我打開一看，是十幾元錢。

我說：「你給我做什麼，你自己拿著用吧！」

他說：「我用不著。」再沒過多久，就收到父親去世的噩耗。

等我趕到家，余溫尚存，我撫摩父親滿是皺紋的臉，那鬍渣根根刺痛我的手。

他曾在某一天的晚上，被一拖杉樹的車撞擊過，鼻孔流血不止，在醫院做了手術。

此次還是因為鼻孔大量出血，來不及去醫院就沒有了呼吸，終年尚不滿八十歲。

我強忍悲痛，最後還是按農村習俗安葬了他，並為他立了一塊墓碑。

父親逝世以後，我經常去我家菜園裡去尋找那輪太陽。

其實，那太陽根本就沒有落下去，它就在我的心中！

20210702 | 谷蘭微刊第802期

文 | 史春華　編輯 | 李仁